早在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前后，就有许多来自伊拉克巴格达的犹太人来到上海定居，二战前后，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掀起排犹浪潮，但远离欧洲1万多公里的中国上海却因其“自由港”的特殊地位，迎来大批犹太难民。仅在1933年―1941年间，涌入上海滩的犹太难民就有约3万人。

犹太人把上海当作“天堂”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他们能在这里实现发家致富的梦想。如沙逊集团的领袖沙逊，他在民国时期经营的业务包括纺织、食品、建筑、金融等13个行业。而在旧上海犹太人中，最富有的则要数欧司·哈同(1849—1931年)了。

艰难困苦，白手起家

1851年，哈同出生于巴格达。1856年他随父母迁居印度孟买，并加入英国籍。1872年他只身东来香港，第二年转到上海，在沙逊洋行供职。1886年他与一名中法混血，笃信佛教的烟花女子罗迦陵结婚。1901年他脱离沙逊洋行独立创办哈同洋行，专营房地产业。

哈同与他人合影,左起第三人为哈同。

哈同在上海时，曾替犹太老乡开办的沙逊洋行看大门。由于勤快和谦让，他很快升为“管事助手”，负责看守鸦片仓库。这可是一个肥差，利用这个职务，哈同大笔收取提货人的贿赂，加上平时省吃俭用，他很快就积攒了一笔财富，并用这些钱购买了一些零散的土地。

哈同集团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聚敛这么多财富，绝非是偶然的。有一首歌谣曾这样描述他：“哈同，哈同，与众不同。看守门户，省吃俭用；攒钱铺路，造福大众。筑路，筑路，财源亨通。”正是凭着勤劳、俭朴和智慧，哈同成为犹太人中的经济巨子之一。

哈同花园

1884年，中法战争爆发，中国军队接连挫败法国侵略军的攻势。但上海的洋人坐不住了，他们认为，中国打败法国后自然就会清理他们，于是纷纷逃离上海，上海的房价因此暴跌。哈同的新婚妻子罗迦陵也劝丈夫暂时去香港躲避一下。哈同却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在说服了妻子后，哈同联络了周围的一批犹太人低价收房。为筹集资金，他甚至把妻子的首饰也变卖了。哈同把筹来的钱全部用于购买房屋土地。

哈同赢了。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，中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反而“不败而败”，李鸿章与法国签订了《中法和约》。洋人又纷纷回到上海，“十里洋行”恢复了繁荣。哈同则名利双收，他购买的房产，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东路一带，后来逐渐发展为上海的商业金融中心，在数年间地价上涨千倍以上。

由于哈同在关键时刻“不退缩”，维护秩序“有功”，1887年他被聘请为“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”，当时这是租界最高的荣誉职务。哈同从此成为犹太“炒房团”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，并被人称为“远东首富”。

眼光长远，乱世坐大

其实，旧上海的外国炒房团并不只哈同一家，即便在犹太人中，哈同也并不是最早的。19世纪70年代后期，沙逊集团就将业务拓展到房地产业，成为沪上“房地产大王”。哈同集团之所以能后来居上，除了哈同出色的判断能力外，还和他与当时中国政府高官的良好关系有关。

哈同倚仗英、法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势力，大力拉拢清政府官员和北洋军阀。不少政界、学界名人都同哈同有交往。政界名人孙中山、蔡锷，学术大师罗振玉、王国维，都和哈同有关系。

哈同的重要特点是看重长远利益，而不是仅仅盯着眼前的好处。哈同曾在河南路口到西藏路一带买了不少房产地产，但由于西藏路交通不便，上涨余地很小。此时，哈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他向租界当局建议修筑马路，并自掏腰包60万两银子，雇人在他购买的地段铺设马路。马路修好以后，这一带的房价涨了10倍多。另外，哈同很早就在静安寺以东的郊野之地购买了300亩空地，购买时很多人都嗤之以鼻，认为不值。后来，由于英法美在上海的租界不断扩张，哈同集团的这300亩地也被征用，哈同他们又狠狠赚了一笔。
外滩上的沙逊大厦
哈同很会经营，他的手法有：置地建房出租，收取高额租金；凡租赁店铺房屋者，额外增收大额租金；出租土地供房地产开发商建造房屋，契约期满将房屋收归己有，继续出租渔利；以抵押贷款循环获利，即以甲地道契向银行抵押贷款购乙地，再以乙地道契向银行抵押贷款购丙地；等等。
到20世纪30年代，哈同集团成了上海名副其实的“地皮大王”，仅他一家就占有了上海最繁华地段南京路地产的44%，当时南京路两侧的大楼、里弄，凡是以“慈”字命名的，如慈淑大楼、慈裕里，都是哈同集团的产业。哈同要么在自己地皮上盖上房子，收取租金，要么干脆把地皮租给别人，坐享其成。
1931年哈同病逝时，该集团中光哈同自己的资产就有1.7亿元，其中包括460亩地，1300多栋房屋，以及大量的金银财宝。哈同其人，可视为犹太人在中国经商成功的最典型例子。